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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激于义理时就不怕死呢？ 有了基因自私这个理论，一切就好解释了。

对此，汤一介先生也从不讳言，他在世纪之交的新青年千年论坛上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的构想的讲演中说：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环境遭受了惨重的破坏，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臭氧变薄、空气污染、海洋毒化、人口暴涨等等吧。甚至在崩溃的时期，仍可能存在高级的哲学，历史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

这就和两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⑦ 这样就很难再和雅氏说到一起，因为在雅氏眼里，精神运动才是构成历史的根本要素，工具绝不会成为历史的起点，成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55页）人假如丢掉了精神，那么不要说铁器，即使我们的武器会是飞机而不是石斧，但其它一切都跟石器时代一样，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汤先生对于现在已是新轴心时代的判断虽然越来越确定，但是用以支持判定的材料却始终就那么几条，这似乎是宣传多于研究，而且几年里也没有人与之争鸣，显得有点寂寞。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

（第90页）这反映了雅氏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彻底性，恐怕也是他的轴心期理论较长时期里受到西方世界冷落的一个原因。（第113页） 这个新的轴心期的可能，雅氏接下去立刻就否定掉了，这里不论，且说所谓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雅氏的意思绝不是汤先生认为的那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雅氏的观点恐怕更彻底，彻底到我们东方人难以接受，他说：问题就是在世界帝国之路和世界秩序之路之间进行选择： 世界帝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第二，司马迁还确立了华夷同源共祖的书写传统。贾谊是继陆贾之后一位真正算得上具有儒学之士的气质、提出了一整套政见并对朝政产生了明显影响的儒学代表人物[8](P.183)，在认识华夷关系问题上他承袭并发展了春秋以来大一统思想的精髓，明确提出夷夏首足论，充分反映了他的华夷一体思想：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相如出使之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他们既是儒者又是官员，身兼文化使者和行政官员两种职责，为儒学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贾谊此处言天子为首而非以汉族为首，是值得称道的。在《匈奴列传》中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

自从儒学登上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民族观日渐在人们头脑中生根，并逐渐发展成为各族人民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政治理念，它不仅直接推动着汉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向前发展，而且也直接推动着中国古代各民族朝着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向前发展。[23](P.611) 不难看出，他们秉持儒家传统的教化思想，对用夏变夷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他们认为只要统治者推行仁义、施行德政，就能实现用夏变夷的目标，构建起华夷一体、中国与边境合一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二)董仲舒在儒学改造中进一步丰富了儒家大一统民族观的深刻内涵 董仲舒是直接将儒家思想推上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公羊派大师，因少治《春秋》，景帝时便被推为博士，专门讲授《春秋公羊传》(下面简称《公羊传》)。当然，汉初具有这种民族情怀和政治抱负的儒者远不止陆贾和贾谊两人，他们都是有思想、有理论、真正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学代表人物，尤其是贾谊的诸多政治主张与几十年后董仲舒的政见在理论基调上如出一辙，因此有学者这样推断历史：如果贾谊的主张当时就取得了政治主导地位的话，必将导致王朝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大更易，君主专制得以强化的时间，肯定要大大提前。

(二)民众日常生活中照射出来的民族观 汉王朝大一统趋势和儒学成为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共同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统一，这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难以计数的记载。不过，思想的统一往往是以特色的泯灭为代价[2](P.216)，董仲舒看似强烈要求武帝罢黜百家，实际上在改革中却兼容了各家，使各家界限日益淡化，最终使儒学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获得几近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见，北方强大的匈奴政权对汉王朝而言是长久以来的心腹之痛，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汉武帝一统天下的步伐，进而导致武帝向往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

尤为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儒学改造直接导致儒学地位发生了质的转变，即开始从诸子百家之一家思想跃升为汉朝社会的意识形态。何谓大一统？《公羊传》进一步阐释为：大一统也，解云：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据史书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

[2](P.215)确如此言，尽管汉初形势并不利于儒学的大发展，但是儒者们从未因此而停止他们的思索，也从未忘记他们理应担当起兴儒之责，因此，他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寻求各种机会积极向统治者宣扬儒家的治世之道，竭力为儒家思想在政治舞台上争取一席之地，其中最为典型者当数汉初著名儒者陆贾和贾谊等人的积极作为。他倾其所力反复强调《春秋》大一统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初虽然采用黄老之学、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但黄老清静无为之论只不过是汉初大一统王朝处于调整和过渡时期的临时性、应急性理论罢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儒学改造于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发展确实意义非凡。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这类铭文通常共同表达为： 驺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

因为以天子为首自然就意味着华夷一体，显然，这里只是强调天子是五方之民的共主，并无在华夷中间划分等级的意思。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惨怛。

其中，当数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等人的民族思想最为典型。然而，秦朝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P.390)，最终落得个二世而亡的可悲结局。

[10](P.2196)从《荀子•性恶》对大齐信焉[11](P.267)之大字解释为重视之义来看，大一统其实就是重视一统、崇尚一统之义。尽管如此，贾谊的民族思想仍有值得肯定之处，尤其是其夷夏首足论反映出来的华夷一体观念，可以说也是秦汉以来大一统现实与春秋以来大一统理想之间相互促进的结果，它不仅有助于儒家传统大一统民族观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各族人民对秦汉以来大一统政治现实的拥护和支持。

如果把汉朝天子视为首，那么蛮夷戎狄则自然是足，对于初步实现了天下一统的汉王朝而言，只有首足具备、华夷一体且上下有别，才称得上完整意义的中国。如果说《难蜀父老》一文只是表现汉代文官民族思想的一个剪影，那么西汉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则当属反映汉代统治集团民族思想的巨著了。毋庸置疑，儒学在汉代的广泛传播，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三、儒家大一统民族观在地方民众生活中的反映和强化 (一)儒家大一统民族观随着儒学的广泛传播传遍中华大地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儒学便以其独特的学说和主张成为先秦显学之一，在北方以齐鲁为中心的区域逐渐传播开来。

在《殷本纪》中说契是帝喾次妃所生。[13]的确如此，董仲舒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得《春秋》大一统思想在新的时代得以重构，从此，大一统思想主导中国传统民族观两千多年，使我们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始终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14](P.162)，进而对中国古代民族发展和国家统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叙述来看，他为少数民族立传无非基于如下四种情况：一是为因患害中国欲设备征讨者如匈奴立传。尤其是在依法家精神建制的秦代，儒家遭受焚书坑儒的灭顶之灾，儒学遭受沉重打击，儒家民族观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压制。

笔者认为，尤其是第一种方式，对于儒学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的有力推行和广泛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元光元年(前134年)到征和三年(前90年)，汉朝与匈奴之间战事长达45年，其间武帝多次派兵与匈奴交战，其中大规模的战事有三次，战争迫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7](P.2911)，至此，武帝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汉王朝的匈奴问题，朝着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只有到董仲舒完成儒学改造、使儒学从思想领域走向政治领域以后，儒学才更加具备了自上而下地向全国广泛传播的条件与可能。可见，无论是华夏还是四夷，都被司马迁追述为黄帝的子孙后代，由此建立起华夏和蛮夷戎狄一脉相承的血缘及亲缘关系，中华古代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是兄弟民族的观念也得以强化。缘于各种机缘巧合，董仲舒得以在武帝时期对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进行成功改造，并将之发展成为非常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通过官方的大力倡导，实现了先秦儒学从思想学说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实为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封建君主，其统治思想的转变深受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史载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5](P.212)，儒学从此获得几近独尊的统治地位，大一统的民族观首先付诸于武帝的政治实践之中。

《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关于董仲舒思想、主张和学说的各类记载表明，董仲舒一直坚信天下归于一的理论蕴藏于儒家学说中，可以说这也是他在武帝面前极力推崇儒学并能够顺利完成儒学改造的一种学术自信的表现。可见文翁在蜀地办学校、兴儒学的效果多么显著，因此称他为开西南地区儒学之传统的第一人也不为过。

凤凰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例如汉代著名的贵州三贤——舍人、盛览、尹珍，他们对儒学怀着无比歆慕和由衷热爱之情，不远千里拜师中原儒学名师，虚心学习儒学，主动接受儒家文化，学成之后又回到家乡，教化民众，传播儒学，他们为当地儒学的发展和文明的开化所做出的贡献为后人所称道，成为流芳百世的美谈。

随着汉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关系情势的发展，黄老思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发展要求，汉朝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与社会形势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统治的精神支柱。如《盐铁论》卷十《和亲》就十分清楚地表达出贤良文学这个儒学精英群体的民族观： 文学曰：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阙庭。